香港演員鍾雪瑩、袁澧林發聲之後，她們親述被性別冒犯的經歷

兩位香港知名「90後」女演員近日在網絡社交媒體上，揭露一名本地文藝娛樂記者對她們使用性相關冒犯言論，引發社會迴響。

10月13日，金馬影后鍾雪瑩先發表限時動態，對該記者以「激罕色慾演出」來描述她在新電影中的演出表達反感。袁澧林（Angela Yuen）跟帖聲援，發布一則近3000字文章，表示約半年前受訪時，同被對方形容像是「夜總會陪酒」。

袁澧林隨後再講述自己在行業中遭遇的性騷擾經歷。她形容，每一次「小玩笑」都在鞏固「女性被物化的體系」，指出冒犯者「可以是『任何行業』中的『任何人』」。

在香港演藝圈，願意公開談論性別冒犯的女性並不多見。二人的發聲觸發不少網民發帖，講述自己的經歷。BBC中文聆聽四位來自不同行業女性的經歷，了解這類言語冒犯是如何在工作環境中出現；當性別冒犯被包裝成「玩笑」，她們是如何應對。

【提示：以下內容涉及性相關言語騷擾與冒犯，敬請斟酌閱讀。】

「他們知道沒有後果」

鴿子（化名），90後，香港電影從業者

其實在Angela發聲之前，我和其他曾受言語騷擾的同事已經想發聲很久，但是一直沒有渠道。我們沒有名氣，你知道吧？槍打出頭鳥。發聲了，我們一定是大輸家。

言語騷擾，我每一天都會遇到。那可以是針對你的身材、外貌，也可以是他們在對話中刻意加入色情元素，目的就是想看到你嬌羞、不知所措，從中獲得支配的快感。

還記得剛剛入行，學院教授特意提醒我，要我再三「想清楚」。他說，「外面的人」不是那麼美好。但那時候，我還沒有感受到這一行業的惡意，反而對創作充滿衝勁。

到大三實習，我迎來了當頭棒喝。當時我在一家本地電視台擔任節目編導。這個由男性主導的行業，編輯從20到50歲都有。有一次我穿短褲上班，有人帶頭叫：「有腿看！」然後數個編輯一起湧過來。

他們覺得這樣好玩、在調戲我。我曾向較年輕的男編輯反映不適，卻獲回覆：「你穿短褲，就是對自己身材有自信、想給人看嘛。」我覺得很委屈——我在大學經常穿短褲，從未感受到淫邪的目光。為什麼來到這裡，就會變成是我的刻意展示呢？

到後來畢業正式入行，我才知道原來這樣的凝視和說笑是常態。原因就是因為冒犯者知道你不會反抗，也知道這樣做不會有後果。

言語性騷擾的發生就像呼吸一樣自然，講這些話的人大多都是在行裡打滾很久的前輩。

有人會以「身材好好那個」來稱呼我；有人每次看到我的腿都會點評「很長」。比如我跟一個前輩打招呼，他會笑着假裝要解開褲子，「拿東西」出來。

你知道有些長途司機當沒時間上廁所時，他們會用瓶子解決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一名劇組司機前輩身旁有一瓶褐黃色的液體，就有點噁心地問他那是不是尿。他笑笑回我：「這瓶口太小了，（我的陽具）裝不下。」

我自問已經算是個性別意識很強的人，也不算怕事。但「愣住」往往是我第一反應。有時候，在場的人會幫忙打圓場，說為我「討公道」。所以無論當下有多生氣，我會覺得「發爛渣（發脾氣、撒潑）」是一件不厚道的事。

但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住。一次臨近下班，一名前輩在眾目睽睽下，把手搭在一位較膽小的女同事肩膀上，連續揑了好幾下。我馬上喝止他：「縮開你的X手！」在場的人都愣住。但那位前輩沒有退開，反而像報復一樣，整個人再挨近那同事。

當我再喝止時，他突然走到我面前，我和他之間只隔了一隻手掌的距離。當下其實我很害怕，不知道他會做什麼事，但我要故作鎮定。對望幾秒後，他氣憤地丟下一句：「整容樣！」然後就走開。

那位前輩在1980年代入行，很多同行都是他帶出來的，所以事情發生時，和我交情不錯的人也不敢出來「做架両（給我撐腰）」。

我有把事情跟上司反映。男部門主管說：「所以我不會給我女兒做這一行。」女高層則表示：「我當年更誇張啦！我有被製片問過要不要跟他回家、又被問有多久沒有跟男朋友做愛。」

演藝行業是一個缺人手的行業，沒有人想把事情鬧大。我覺得很沮喪、絕望。

但其實，我並不覺得這些男性無法理解女性的處境。他們也有跟過同志導演拍戲。在那情況下，這群男人就會自動代入「被害者」的角色——他們害怕自己被侵犯、被凝視。假如他們換位思考，就會知道女生每天都在面對這些不安。

況且他們也不是一視同仁。他們從不會這樣騷擾女高層，反而專挑一些隨和怕事的女生下手。說到底，他們就是欺善怕惡。所以我覺得很不公平。我作為女生，在職場上侊似要付出巨大努力來證明自己，才會機會得到尊重、不再被當作成調戲對象。

但這不就很荒謬嗎？

我很感謝 Angela 願意站出來講話，她的影響力最起碼可以在短時間裡，讓行業裡的人收斂一下。但長遠下去，至少在這行業，最有效的方法始終是由上而下去推動——當有話語權的人設下原則，並且認真和嚴格執行，冒犯才不會再被當作是一個「玩笑」。

「你不是記者嗎？自己怎麼不發聲呢？」

陳子凝（化名），80後，前香港新聞工作者

我覺得在這一行，最大的壓抑或委屈之一，就是我們經常說要為別人發聲、爭取公義。但諷刺的是，你會發現有些同事在幫別人發聲，但同時會開性別玩笑。這個反差特別大。

大學畢業後，我進了一家本地報章工作。有時我們要跟遊行示威現場採訪，天氣熱，我會穿背心短褲，這時我會被攝影師嘲諷着「很少布」。我成功做了一個獨家訪問，老闆會打趣說：「你訪到他是因為你漂亮」、「你那天是不是穿了短裙出去呀？」

你就會覺得，你好像要比其他人更加努力，才能確保成果不會被視為「性別紅利」。我甚至想過，是不是只要不打扮、隨便穿，大家就會看到我的能力？但我不甘心，因為問題並不在我身上。

受到這些對待的頻率，除了與性別有關，還取決於權力和階層。你的年資決定你的話語權，也影響你會被笑多久。

我當年是一張白紙入行，還很在意如何在行業立足發展、也在意別人的目光。這些不適的經歷會讓你覺得職場本來就是如此、記者圈就是會被開這些玩笑。即使感到委屈，你都必須忍受，因為你是一個新人。

有一次，我在立法會完成工作回到大樓記者室，有位攝影師同事扯開嗓子說：「嘩，你像個魚蛋妹（性工作者），如果你是我女兒，我早就打你了。」我不知道當下有多人聽見，有人看了過來，但沒有人出聲。我覺得很受侮辱。

回公司的路上，我和一位要好的男同事吐苦水，說自己真的受不了他。但因為從來沒有人跟我講過，他們也覺得這樣是有問題，所以同一時間，我心裡又會替這位攝影師想藉口：不知道是不是他和女兒有什麼糾紛呢？自己會特別內耗。

況且發聲也不一定有用。有一次，我到國外出差，需要找一個「中間人」牽線。我們約了一頓飯，席間他一直對我毛手毛腳，但因為他能幫我聯絡上需要的人，我只好陪笑。

當時他叫上了一位當地記者出席。在拍照那一刻，他突然抱住我的肩膀，一下子親到我的臉上。我從沒遇過這種情況，嚇到完全說不出話來。同行的攝影記者沒有幫忙，反而跟着一起拍。

離開以後，我馬上私訊編輯。他僅回覆我：「這個地方的人可能是這樣子的，你小心一點。」

小心？我可以小心什麼呢？回來之後，我再跟老闆多講一次，說如果下次有同樣場合，可以找男記者去嗎？老闆說，如果你想，是OK的，但最好還是你去。

我覺得我不被理解、沒有被共情。但我無法理解這種落差——他們經常教我東西，又對我很好，為何卻在騷擾面前，他們好像見慣不怪、只想冷處理？

外界常常覺得記者很堅強、不會軟弱。如果我們被人欺負了，他們會反問：「你不是記者嗎？怎麼自己不出聲呢？」但其實我也只是一個普通人，我們也會有情緒有創傷。更何況我們的圈子很小，我不知道該不該講、也不知該如何講，最後只好自己消化。

不過，現在的我已經學會反駁了。

有部分原因是因為自己長大，也許在這一行做久之後，也開始覺得自己終於有話語權。

當然，社會風氣也有在慢慢改變。我在社交平台看到不少人在現實中會幫忙遭偷拍、被非禮的女生。但有時又會覺得，面對冒犯玩笑，界線還是很模糊：很多人都不知道應不應該出聲，也不知道該不該為了你而得罪人。

所以每次有受害人出來發聲，大家都會覺得這人「很勇敢」——我也覺得 Angela 很勇敢。但又會想，「勇敢」其實也意味着有很多人不敢走出來。

我理解，每個人發聲都有成本。就像在我的經歷中，我沒遇到會為我站出來發聲的人。但我想，也許我可以先成為這個人。

既然過去的講性別玩笑的風氣可以形成，那我們這一代也有機會撐開一些空間，形成另一種社會風氣。我希望有一天，不同性別的人都可以自由、自信；在面對冒犯時不用怪責自己，而是可以直斥其非。

「我不知道什麼才算性騷擾」

Yan，20歲，澳門留學台灣大學生

我在大學修讀劇場專業。為了盡早了解舞台的運作，我透過學長找到一份幫忙搭建演唱會舞台的兼職。那是一份體力活，需要爬上爬下、搬箱子，行業裡男性佔絕對多數，比例大約是八比二。

入行都是邊做邊學。天氣很熱，大家都穿短褲，我也跟着穿了一條運動短褲，長度大概只到大腿中間。但我發現，男女生穿短褲面對的目光很不一樣。每次經過那群男性工人，他們都會盯著我雙腿看，令我很不自在。

我聽不懂台語。學長後來轉述給我聽，說這群工人在談論我：「妹妹今天穿短褲，雙腿好漂亮，像網上看到的（女生）一樣。」還有人形容我像「外賣茶」——在台灣，這是性工作者的意思。

我是覺得他們很煩，但我不是那種「一燃即爆」的女生。後來工作時，我只好盡量避免從他們面前經過。

休息時，一名負責管理的女生有私下找我，叫我以後不要穿短褲，說這樣很易受傷，同時隱晦地提醒我，「大家學識水平不是很高」。我聽出了她的弦外之音，也相信她的本意是要保護我。可我覺得怪怪的，為什麼要改變的總是女生？

但其實，我不太理解什麼才真的算是性騷擾。

中學時在澳門，每天早上我都要坐巴士上學。有好些時間，我會看到一個刻意不拉褲鏈的阿叔。他會跟着女學生上車，站在她們身後。

有一次，他站在我後面，身體貼住我的背。我感受到他的體温，心裡湧出一陣不舒服。可能是怕丟臉，我當時不知所措，也無法避開。後來再見到他，我學會站遠一點。

這件事我沒有跟別人說。但有一次，我再次和他搭同一輛巴士。車上有一位學姐，她突然給我遞來手機，手機裡的備忘錄寫着：「小心你後面有個變態佬」。

我當下很震驚，心想：她應該也有經歷這種騷擾吧。但同時無力感襲來：我們只是中學生，面對這種事，除了互相提醒，我們還能做什麼呢？我們其實什麼都做不了。

這段經歷對我影響很大。它好像給我以後不適的感受定下標準：過去，我即使有人觸碰我的身體，我也沒有出聲，那麼現在遇到色情意味的騷擾，好像也算不上什麼。

離開演唱會舞台工作以後，我報讀了一個健身教練課程。教練比我大八年，才28歲。我的身材比較豐滿。第一次見面時，他就說，如果我跟着他訓練，身材就會變得「有點太好了」，「我會受不了的」。

還有一次，我請教他喝酒對身體的影響。教練說自己很少會喝酒，因為知道自己喝完酒性慾會很高漲。他接着說，但也要看對象，身材不好的女性也不OK，但如果是我的話，他肯定會跟我發生關係。

我感到不適，但還是把它當成「一個玩笑」。我怕如果我認真了，會被人覺得開不起玩笑。我乾笑了兩聲，趕緊中止對話。

「黃色玩笑」真的太常見了。經歷多了，我的腦子好像慢慢有了個開關，自動過濾掉不適的感覺。又或者說，我是麻木了。

「我們是可以出聲的」

關小姐（化名），36歲，香港公共關係從業員

我做公關十年了，是直近兩年，我才學習為自己發聲。

我接觸的客戶和公司很廣泛，從學校、美妝、各種消費品到資訊科技都有。正因為這樣，我們面對色情玩笑的機會有很多。

「做PR（公關），穿得那麼密實嗎？」「什麼是PR？夜總會嗎？」又比如我們安排酒店培訓，客人會問：「培訓？是否有人陪瞓（陪睡）先？」在粵語中，「培訓」和「陪睡」同音。

類似的「玩笑」也不只來自男性，女性也會講類似的話。比如面對大客戶，銷售部門的女同事會半開玩笑地提醒：「明天你記得少扣兩個鈕子」、「裙子記得短一點」。

我明白她是想我們落力一點，但每次聽到這些話我都會反白眼，心想：什麼東西啊？久而久之，我都慢慢消化了。我們工作很忙，如果再要花時間處理這些玩笑，實在太累了。後來就會覺得，算了。

更何況我們做公關的，職責就是跟人建立關係——指出別人的不是，不就等於打破關係嗎？如果剛剛入行不久、職位較低，連做錯事都會怕被人解僱，就更加不敢把這些事講出來。

我曾經遇過一位自己以為關係不錯的記者。在一次完成專訪以後，他突然挽着我手臂，說要跟我「拍拖拖」。公司從沒有教過我們該如何應對這種狀況，我整個人立馬僵硬，不懂反應。我找機會先鬆開他的手，再刻意提起男朋友。我想暗示他：我是有男朋友的，請你不要再碰我。

事後我不斷思忖，為什麼我當下不能直接拒絕他？第一，我真的很害怕。第二，我怕以後的訪問報導很難刊登、見面會很尷尬。一輪覆盤過後，我就會轉過來怪自己了——明明感到不舒服了，為什麼要這樣委屈自己？

做公關，我們習慣做事說話都要包裝、講求圓滑。又有一次，活動結束後趕着發新聞稿，我請客人和我一起在電腦前確認照片。他突然說：「照片這麼隨意被別人看嗎？不會是什麼私密照吧？」

我當下很生氣，臉色立刻沉了下來，這句話真的很過分。但我還要保持禮貌跟客人說：「我不喜歡你說話的方式，請你尊重」。那客人裝作聽不到，事件也就這樣過去了。

其實我有想過要他道歉，但事情不是那麼簡單。很多時候冒犯發生得很快，當下如果沒有立即反應，時機就過了。出來工作以後，首先考慮的通常都不是自己的感受，而是會不會得罪客人、連累同事。這是很難過的事。

直到近兩年，社會經驗多了，我開始學習多愛自己一點，遇到不合理的事就要去反抗。社會風氣也改變了，我看到越來越多是互相聲援被人騷擾的女性，就像最近大家都稱自己是「Jane Doe」一樣，我很受感動。

還有，Gen Z 也有影響到我。人們常說「00後整頓職場」，我覺得是真的！他們界線分明，懂得說不。我才發現原來勇敢說出來，才會爭取到想要的東西。

現在自己懂得分辨哪些算是冒犯的玩笑，如果我看到下屬因為這些說話難堪，我也會指出來。當然，出聲未必會得到想要的結果。但至少出了聲，對方有所收斂，已經能讓我感到舒服一點、釋懷一些。

用玩笑包裝，把「試底線」合理化

根據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《2021年全港性騷擾調查》結果，在3,928名受訪者中，有接近12%在過去兩年曾遭職場性騷擾，最常見的形式是「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」。

台灣勞動部則在2026年公布《職場就業平等調查》， 顯示在4,802名女性受訪者中，有3.3%人在過去一年遭受職場性騷擾；當中超過一半人沒有提出申訴，主因是把事件「當開玩笑」。

香港「Anti 480」反性暴力資源中心資深教育主任尹智豪向BBC中文表示，男性和女性同樣均會受到性別言語騷擾，取笑的方向和承受的壓力有所不同——女性較多集中在身材、外貌，以及牽連性騷擾的玩笑。而男性較多面對有關男子氣概、性別氣質的玩笑。

尹智豪指出，「玩笑」很常是言語冒犯者把「試底線」合理化的方法，「試下某個人的底線可以去到哪裡，如果那個人反抗，就（以玩笑作）藉口將責任推回受害者身上」。

他強調，即使言語騷擾沒有對受害者造成身體直接傷害，但受害者也會因為無法脫離共同社交圈子，以及擔心冒犯持續發生而承受精神和社交壓力。

尹智豪指出，性騷擾深受社會文化形塑，比起單靠當事人發聲拒絕，若身旁的人能主動幫忙制止，或身處的企業學校等環境主動建立應對機制，同會有助改變文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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